在晋文公重耳继位后，春秋时期的争霸基本上集中在晋国和楚国之间，齐国和秦国几乎没有机会崭露头角。
为什么这样呢？很简单，秦国被晋国制约，无法发挥其影响力；而齐国则总是处于不合时宜的时机中——要么碰上晋国势力最强的时候，要么遇到楚国处于强盛期。这样一来，中原的小国们的处境就非常艰难了。
如果秦国或齐国能加入争霸之中，或许中原的小国们还能在三足鼎立或四方会谈中找到一些生存空间。但现实是，秦国和齐国都无法有效参与，结果小国们只能承受晋楚两强的压力。
这些小国的处境非常难堪：如果投靠晋国，就要遭到楚国的打压；如果投靠楚国，又会遭遇晋国的威胁。而如果他们选择两头都不倒，结果就是要同时遭遇晋国和楚国的打击，这种处境让他们无法忍受，时日无多。
郑国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。最初，郑国选择支持楚国，但常常被晋国威胁。后来郑国改为支持晋国，结果又遭到楚国的压迫。到最后，郑国决定放弃试图讨好两方，公开表示：“我们郑国只听最强者的命令，等你们在别的地方解决了争斗再来这里争强好不好？”这一表态，实际上代表了中原众多小国的心声，很多国家纷纷支持郑国的立场。
这一局面让晋国和楚国都感到焦虑，因为他们真正想要的是称霸中原，而不是破坏中原的平衡。如果这些小国都选择集体反抗，那么秦国和齐国可能会趁机插手，给这些小国提供选择的新机会。到那时，小国们的态度可能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，他们可能会一边倒地支持新兴势力，从而让晋国和楚国陷入被孤立的局面。
展开剩余73%为了避免这种局面，晋国和楚国先后举行了两次重要的会盟，达成了一个新的霸权分配协议。这两次会议被称为“弭兵会盟”，其内容其实很简单——它把世界划分为三个等级：
第一级是晋国和楚国，作为超级强国，它们负责维持世界的和平与秩序；
第二级是秦国和齐国，它们虽然还不是超级强国，但依然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同时也承担监督“世界警察”晋楚两国的任务；
第三级则是像郑国、鲁国、宋国、卫国、曹国等一系列的小国，它们的角色是向晋国和楚国供奉、依附。
第二次“弭兵会盟”发生在公元前546年，从此中原迎来了约四十年的相对和平时期。在这段时间内，晋国忙于内讧，公族和豪门之间争斗不断，楚国则将目标对准了华东的吴国，准备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。
我个人认为，东周五百年的历史，不能仅仅划分为“春秋”和“战国”两个时期。应该以“弭兵会盟”为分界，新增一个过渡期。自周平王东迁以来，春秋时期一直是各国争雄、风起云涌的时代，最终决出了晋国和楚国这两大强国。而从“弭兵会盟”到三家分晋之间，又涌现了吴国和越国这两个突如其来的强国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晋国和楚国的霸主地位。
吴国曾一度攻破楚国的都城，迫使晋国交出霸主之位；而越国则直接击败了吴国。这些事件再次改变了原本的局势，使得吴国、越国等地的力量重新进入了争霸的舞台，为后来的战国时代埋下了伏笔。
从传统史学的角度来看，他们可能难以理解吴国和越国为何能够崛起，并且挑战强国的地位。他们通常解释为，晋国和楚国各自扶持了这两个新兴国家，目的是为了分化对方。但实际上，扶持一个国家的前提是这个国家具备一定的实力。吴越两国并非从一开始就毫无背景，虽然它们的开国君主也与周王室有关，但由于远离中原，鲜少得到关注。正是由于它们的特殊性，才使得这两个国家在局势中异军突起。
如果从更广泛的历史视角来看，春秋初期的争斗本身是局限性的，因为大家的视野一直集中在中原地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中原之外的力量逐渐崭露头角，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国家开始展现其重要性。这种趋势，实际上为后来的战国时代打下了基础。
类似的情况，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。比如，汉朝之所以强盛，是因为北方有匈奴威胁；唐朝之所以强盛，是因为西方有吐蕃的压力。正是这些外部势力的崛起，才推动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。
因此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吴国和越国的崛起就像是外来力量的“乱入”，它们的出现让本来稳定的局面发生了剧变。虽然这两个国家的开国君主是周王室成员，但与楚国相比，它们的地位和待遇也并不高。因此，我们不能忽视它们作为“乱入者”对历史局势的重大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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